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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回顾：
2022年10月31日，法槌在辽宁省葫芦岛市绥中县法院落下。两名大货车司机贺宏国、韩东被认定犯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一审分别获刑4年。
绥中县法院审理查明：2022年1月22日，贺宏国和韩东驾驶大货车前往黑龙江省牡丹江市送货，1月25日返回绥中县。二人得知牡丹江市代管的绥芬河市暴发疫情后，未履行疫情防控相关规定对去过绥芬河市的行程进行报备。后二人均被确诊患有新冠肺炎，造成绥中县范围内大量人员被感染。经绥中县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统计，累计报告感染183人，隔离7865人，绥中县陆续划定34个封控区、管控区和重点防范区，启用隔离场所61家，使用隔离房间5224间，绥中县财政共支出各项疫情应急处置费用约1.55亿元。
绥中县法院认为，贺宏国、韩东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拒绝执行县级以上政府、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依照《传染病防治法》提出的预防、控制措施，引起依法确定采取甲类传染病预防、控制措施的传染病传播，后果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妨害传染病防治罪，遂作出前述判决。
谈及贺宏国被判刑的这一年，妻子忍不住流泪
时至四月，辽宁绥中进入春耕节气，贺宏国也到田里播下三亩玉米。再审没进展，监视居住之下，这几亩地的玉米或许是他未来一年唯一的收入。
贺宏国是辽宁省葫芦岛市绥中县人，2021年，他和大舅子韩东开始搭伙跑货车。2022年1月，一次长途货运后，两人因行程报备问题，最终以妨害传染病防治罪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
判决生效后，两人没有上诉，一直处于被监视居住的状态。没办法跑车的这一年，日子也过得拮据窘迫。
2023年1月8，我国对新冠病毒感染从“乙类甲管”变为“乙类乙管”。最高法等五门联合发布通知，对违反新冠疫情预防、控制措施和国境卫生检疫规定的行为，将不再以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定罪处罚。
虽然韩东和贺宏国一审被判之后没有上诉，案件已处于结案状态。但政策的变化还是让两人燃起了希望。新政宣布之初，两人就以“法院认定事实有误，适用法律错误”为由，向绥中县法院提交了再审申请。此时，距离一审判决已经过去了63天。
3月28日，在第二次监视居住到期后，绥中县法院向贺宏国和韩东下发了第三份监视居住决定书。关于两人的再审申请，绥中县法院表示“仍在审查中，很快会有消息”。
3000斤玉米是去年的唯一收入
三月底，在绥中见到贺宏国时，他正在家对面的小沟旁劈柴，妻子韩迎春在旁边利落地整理着干树枝。 看到记者，两人停下手中的活计 。 贺宏国一米八上下的个子，花白的头发剃得很短，黑色的条纹毛衫外面套了一件洗得发白的黑棉衣。
他略显局促，似乎不知道该怎么打招呼。“晚上冷，得烧坑，要不睡不着。”相比沉默寡言的贺宏国，妻子韩迎春要健谈得多。在过去的400多天里，贺宏国和妻子女儿一直生活在加碑岩乡，这里是距离县城最远的乡镇，买菜要到几公里外的集市，去县城只有一趟下午两点半就准时收车的公交。韩迎春说，住在这里的好处就是省钱。
贺宏国家里的老屋有两间房，进门五六平米的门厅既是连廊，也是厨房。除了在外上大学的儿子，夫妻两人带着女儿挤在一间不到10平的房里，另一间住着贺宏国的父母。
这一年，贺宏国变得愈发不愿意和人说话，没事就干躺着，要么发呆，要么玩手机，他常常后悔当初去了绥芬河，“老的老，小的小，没有收入，要怎么生活？”没办法外出跑车，夫妻两人去年唯一的收入，就是卖了不到三千斤玉米。
贺宏国和韩迎春回加碑岩乡生活后，也给女儿办了转学。周围的人大多对他们表示理解，但也有人会对着女儿指指点点，“看，这就是贺宏国的女儿。”每次听到，女儿都要回家跟母亲叨叨。让韩迎春庆幸的是，女儿大大咧咧的性格从不往心里装事，“就怕孩子出现心理问题。”
贺宏国的搭档韩东也有一样的烦恼。
被监视居住的日子，韩东满脑子是“我要是进去了，这个家该怎么办？” 两个老人，两个孩子，还有房贷，这些担忧让他睡不踏实。
之前，每次跑车后回家，韩东的两个孩子都抢着和他聊天，有说不完的话。现在每天在家，孩子们却很安静。“我儿子高三，他说我要是最终被判刑就不上学了，去打工挣钱。”
自己偷偷哭过后，韩东告诉儿子，“你现在什么都不用想，即使我去服刑了，卖房卖地都会供你读书。”韩东这辈子没什么文化，他不能让儿子也和他一样。“我妈看见我就哭，所以我也不敢总回老家，就在县城的家里呆着。”韩东说。
韩东也曾尝试出去打零工，“就扛了两天沙子，挣了300元。”长期零工对工作时间有要求，不能缺勤，因为监视居住要随传随到，韩东没办法保证这一点。
贺宏国的货车挂靠的鑫浩源运输车队。他从绥芬河返回的第二天曾到车队办事，接触过他的经理事后没有感染
在辽宁省绥中县，贺宏国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2022年1月25日中午，他和姐夫韩东开着货车返回绥中过年。返乡后的第二天，他们回乡途经的绥芬河市暴发疫情，十天后，韩东的表弟被发现为绥中县的第一例新冠患者。因为返乡后没有报备途经绥芬河市的行程，贺宏国和韩东被确认为引发绥中新冠疫情传播的“元凶”，半年后法院开庭，他们被判定“拒绝执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依照传染病防治法提出的预防、控制措施，引起依法确定采取甲类传染病预防、控制措施的传染病传播，后果特别严重”，分别被判处四年有期徒刑——这是迄今可查的个人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公开案例中刑期最久的一例。
判决书和相关新闻通报里，还提到了此次疫情传播“后果特别严重”的具体细节：感染183人，隔离7865人。全县判定34个风险区、管控区和密切接触区，绥中县财政支出各项疫情应急处置费用1.55亿元。
“真的太重了。我们谁都没有想到会这么严重。”提起判决结果，贺宏国仍然眼里泛泪。他2022年2月8日作为“密接”被拉入隔离点，结束隔离后即被公安局“监视居住”，半年后开庭判决，看到刑期，“当时就眼前一黑”，觉得人生就此结束。更让他意难平的是，就在拿到判决书一个多月后，12月7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就发布针对新冠疫情的“新十条”。一个月后，国家针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正式实施“乙类乙管”，最高人民法院等五部门联合出台《关于适应新阶段疫情防控政策调整依法妥善办理相关刑事案件的通知》，规定对违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预防、控制措施和国境卫生检疫规定的行为，不再以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定罪处罚。全国不少正处于侦办阶段的案件都撤案处理，这给了他希望。
“我们就是看放开了，就想是不是可以申诉看看。”贺宏国语气带怯，不敢直视来人，说话时不知从哪儿找到一截卫生纸，捏在手里搓成条，纸屑簌簌落在地上。2023年1月3日，元旦假期结束，他和韩东托了一个曾经在法院工作过的熟人，到绥中县人民法院提交了再审申请书。拍了拍身上的卫生纸屑，他站起身来问我：“你觉得能改（判）吗？”
贺宏国的家门口（作者 摄）
“拴车”
从贺宏国所在的加碑岩乡往东行70公里，就能抵达绥中县城。在城北的六股河大桥上，你必须十分小心那些“大车”——大红色的解放“勾六”“悍V”、银色福田“欧曼”、亮绿色的一汽“凌河”，带着十余米的车挂隆隆驶过，扬起灰尘、煤烟和柴油味——这座始建于1979年的六车道跨河大桥是国道京抚线的一部分，也是绥中县接入全国高速路网的最主要通道。2021年之前，每天平均有19460辆车从这座桥上驶过，其中近四成是重型卡车。
《颠簸货运路》剧照
如果不是因为那场风波，贺宏国的那辆咖啡色车头的“解放”仍会是其中一员。2019年，他凑钱和一位同行合伙买下这台连车带挂13.5米长的“大家伙”，产权一人一半，挂靠在后者所在的车队。2021年起，姐夫韩东受车队雇佣成为这辆车的司机，两人开始搭伙。
在绥中，像他们这样的人被称为“拴车的”。地处山海关入口，绥中交通路网发达，自20世纪80年代起就是联通华北和东北的物流中心，2010年行业达到繁盛期，营运货车总量占葫芦岛全市货车总量的50%以上，市区一半以上人口从事货运行业。“那时候听说你是开车的，给你介绍对象的人都排长队。”不止一位司机用这句话佐证他们彼时的荣耀地位。
绥中曾是联通华北和东北的物流中心（作者 摄）
加碑岩乡村民贺宏国和韩东的驾驶史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此前，这对姻兄弟一直拥有类似的命运。和村里大多数男丁一样，他们十五六岁还没读完初中就出门打工。贺宏国身材高大，为人腼腆，被招入市里的铁路公司，主要是铺轨、背沙，工资30元，日结。四五个月工期结束后，再在工地上另外找活儿；韩东为人要更机敏些，他在沈阳附近的一家私人铁厂里学到了炼铁的手艺，从此辗转在东北、河北和山西的各个小铁厂，炼制“除了硅、碳、锰外没有一项合格”的粗制钢。2010年前后，二人都成了两个孩子的父亲，日子过得紧张起来。污染严重的小型钢厂陆续被取缔，沙土工赚得实在太少，回家找不到活儿干的韩东听朋友讲起“拴车”的经历，决定自己也去考个驾照。
刚学会的时候都是给别人的车当司机，一年到头跑下来，车主按月发工资，开始是五六千，慢慢涨到八九千，收入不像行业里其他人那么高，但“靠技术吃饭”，胜在省心。贺宏国有时候一年只跑10个月，剩下的时间继续打零工。加碑岩乡地处县里西北角的山区，是离县城最远的乡镇，为了给孩子找个好地方上学，他俩把父母留在乡里，陆续在城里租了房子。孩子上学，女人顾家，男人跑车——贺宏国的妻子韩迎春告诉我，直到现在，这仍是当地最基本的家庭分工模式。
但在那个滚动在车轮上的“男人世界”，还有一个隐秘的上升阶梯：当司机—攒钱买车—出车赚钱—雇人开车。阶梯的末端指向尚不明确，不过大家都知道，绥中城里那些大汽贸城和大车队的老板，开始都是靠“拴车”发家的。在车队司机口中，还流传着更精彩的阶层跨越故事：当地有能人通过开车、养车赚来的钱进入商界、政界，最终彻底摆脱了司机身份，成了“人上人”。
两兄弟里，还是机敏的韩东先迈出这一步。2016年，他和朋友凑了34万元买了一辆二手“前四后八”，准备自己当老板，两人合伙开车，不用给司机开工资。朋友联系好固定货源渠道，专门从东北往成都拉“冻货”，载着成吨的鸡腿鸭腿，一个月跑两趟半，反复斜穿整个中国。但车刚开没几个月，2016年9月，“史上最严限载令”施行，中国使用了12年的货车超载超限标准吨位全线降低，“治超”前，韩东开的这种9.6米货车原来能拉25吨货，之后只能拉18～19吨，去掉车贷、油费、保险费，跑一趟的纯收入还不到原来的1/3，只能勉强把账目平掉。一年后见不赚钱，他俩就把车卖了，韩东回到车队继续做司机，好在折抵车损后，没有亏本。
绥中城里的货车（作者 摄）
沉默寡言的贺宏国则在三年后才实现了自己“拴车”的梦想。2019年年中，他拿出自己的多年积蓄，和城里车队的一位朋友凑钱买了辆新车。此时，韩东曾经拥有过的那种“九米六”已经基本退出长途货运的历史舞台，停在县里各大汽贸城门口的畅销货成了3米多高、4吨重的大型牵引车头，再配一个十余米长的半挂车斗，办完车险等手续，一套下来需要60万元。贺宏国出了30万元，拥有一半所有权。他的计划很简单：自己出车，不用付司机工资，这辆车每个月大概能给自己赚两三万元。刨除生活开支，如果一年结余10万块，三年下来就能收回成本。
也是那一年，韩东把十年来开车攒下的钱拿出来，贷款在城北买了一套80平方米的二手房，离两个孩子上学的城郊九年一贯制学校不到一公里。“运费行情不行了，买车太担风险。”他已经放弃了养车的念头，安于辗转在不同的车队、驾驶着不同的车、与不同的搭档走南闯北的日子，只要每个月能拿回9000元工资，还上房贷，养活孩子就行。
噩梦
他俩谁都没想到，迎面撞上的会是新冠疫情。
2020年4月底，贺宏国刚开上不到一年的新车被封在了高速公路的服务区里。韩东则在一趟去新疆拉橘子的途中被堵在卡口排了整整5小时的队。整排大车把路口封实，一一检查司机手机里的健康码和核酸证明，车流缓缓移动，他全程没有下车，也没有休息。
他们的绥中同行，为另一家大车队开车的司机刘波遇上过更烦心的情形。2021年，他去河北拉一车玉米到福建，30吨货出库消杀就用了两个半小时，“消毒水把苫布都喷花了”，可一路辗转两天三夜到了站，交警在高速路口一看是河北来的货车，就让他们马上折返，原来他们离开的地方已经封城，他只好乖乖接受检测、隔离，一趟下来，车主还亏了2000块。
新冠疫情期间，对大货车的消杀成为常态（视觉中国供图）
尽管经常遇上疫区路口封堵延误行程，到了取货地点不能下高速，每到一个地方都得出具核酸证明等种种麻烦，好在直到2020年底，运费还没有大受影响。贺宏国过完年算账，发现养车收入虽然不像当初预期的那样理想，但好歹“没亏钱”。2021年初，韩东受车队雇佣，成了他的新搭档。两人合伙开车，最大的好处是省出休息时间，可以多装水果、蔬菜等减免高速费的新鲜货物，一上路就不再停车，一个人困了就换另一个人开。因为实在太累，在车上，这对姻兄弟基本不说话，不聊天。
2022年1月25日，正是北方的农历小年，也是韩东和贺宏国出门跑车4个月后首次返乡。二人特意从武汉接了一单往东三省跑的货单，先到牡丹江，再到绥芬河，然后是东宁、锦州，四天三夜的行程。车里先是包心菜，后来变成胡萝卜、玉米，到绥中才终于空下来。两人掰着指头数到家的日子，车速也比往常快了些。前一天晚上还没到最后的送货地点锦州港，韩东就提醒妹夫记得做“返乡报备”。填写返回地时，俩人没多想就都写了最后的返回地是“锦州”，略过了途中经过的其他4个城市，“我们没多想，都觉得从哪儿回来就从哪儿报备吧”。
进城、还车，二人各自返家，约定过完春节再继续出车。谁料情况陡转，两天后，也就是27日，韩东看短视频时得知绥芬河市暴发疫情：26日，当地报告新增本土病例15例，27日关闭全市营业场所，启动第三轮全员核酸检测。韩东把消息转给贺宏国，两人心怀侥幸，“是我们到家后那儿才有的疫情，应该没什么事”。2月2日，大年初二，韩东在县医院查了核酸，见是阴性，也就放心地去同乡的妻弟家“回门”，直到3天后，他的妻弟王某被查出核酸阳性，成为绥中县首例被发现的新冠病毒感染者。
庭审中，他们返乡后的种种举动成为案件争议的焦点之一。究竟是不是故意隐瞒行程？庭上，韩东和贺宏国都说自己不是故意的。上报“锦州”是真的觉得那是“返绥地点”，到家后得知绥芬河有疫情而不上报，两人都承认是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那时还没有经历过什么‘封城’，不像后来弄得那么严格，我是真的没有那个防范意识！”
另一个说不清的问题是溯源过程。庭审现场，韩东的辩护律师张盛光提出，韩东1月25日返回绥中县，2月10日才检出病毒阳性，距离他从绥芬河疫区返回已经17天，并不能合理排除其返回绥中县后感染的可能。韩东记得，自己在法庭自辩时也曾提出这一疑问，请求“把我体内的病毒抽出来鉴定一下，看看到底是在哪儿染上的”，“但他们说做不了这种鉴定，我之前没得是我体质好”。
贺宏国则对“西安”耿耿于怀。他说，2022年春节前，县里曾用大巴车从高速公路出口接回一批在陕西西安铁路上干活的工友，其中也有不少加碑岩乡的村民，过年前，他和妻子在街上见到过他们，大家都没做防护措施。他发现，除了自己的亲属，后来确诊病例中还有很多是这些人。
尽管心存疑惑，两人最终决定认罪。“没办法，谁让摊上这个事了。”韩东说，起诉阶段，他们曾被叫到检察院去签认罪认罚具结书。“检察官问我，认罪不？我说认。又问我，认罚不？我问怎么罚？检察官说量刑3年。我问，实刑还是缓刑？检察官说实刑。我感觉有点多，就没签字。”法庭认罪时，法官也问了贺宏国同样的问题，他记得自己的回答是：你们说我有罪我就有罪，“然后人家说我不能这么答”。
法庭外，绥中县城已经“冻结”了整整半年。一位当地的辅警告诉本刊，2月5日出现疫情当晚，绥中县就启动了“一级警戒”，六股河大桥和进出高速全部关闭，立即开始全员核酸检测。韩东和贺宏国所在的加碑岩乡王家店屯，全屯90%的村民都被分批运送到葫芦岛市的隔离点进行集中隔离。作为感染“元凶”，韩东的隔离流程也称得上万无一失，他先是在锦州的传染病医院治疗了14天，又被转运到葫芦岛的康复中心待了8天，出院前又被检出“指标不正常”，于是在葫芦岛市的传染病医院隔离18天，最后是在东戴河的康复中心待15天。等隔离全部结束回到绥中，已经是春天了。这期间，绥中县官方发布疫情问责通报，对包括上至县卫健局领导、下至村网格员的21人，给予诫勉谈话、党内警告、党内严重警告等处分。4月23日，公安局上门，给韩东送来一份监视居住通知单。
接下来的日子，韩东想不起是怎么过的。心里装着事，他整夜整夜睡不好，总是突然就开始发呆，10月开庭前再见到妹夫贺宏国，见对方和自己一样已经白了一半头发。听妹妹说，贺宏国和他一样，也是整天在炕上躺着发呆，村里有人叫也不出门。城里已是一片萧条，他们偶尔出去一趟，见人多的地方就自觉躲开，“怕见人，跟得了什么病似的”。
没有请律师，庭审时来的两位是“法院指派的”，前后只见过两面，其中一次是签委托书。开庭那天，两家人都去了，但还是因为“疫情管控”，谁都没被准许进入法庭，韩迎春和嫂子只好陪父母在门外坐着等。
拿到判决书已经临近10月底，两人都还抱着一线“坦白从宽”的希望，想着顶多一年半载也就回来了，但在大门口翻开最后一页，眼见判决书上写的刑期是“四年”。
“我当时就把判决书合上了，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到的家。回家后我老婆问我怎么样，我说你自己看吧，她看了一眼也没再看，一直说，怎么这么重……这个扣我始终解不开，这个坎过不去，我感觉就算罚也不能罚这么重……”韩东的声音越来越低。
滑落
2023年3月4日下午，我接通韩东的电话，那头儿气喘吁吁：“我正背着沙呢，一会儿说啊！”后来，他告诉我正在做自己过去一年里的第一份“工作”：朋友的工地缺人，让他去顶两天班，上午一个人灌了五车沙子，下午用水泥和好砂浆，砌了个三室一厅的水暖地面，铺完红地砖，两天赚了400块。
父母都已年近七旬，大儿子正在读高三，小女儿刚上初一。知道家里出了事，两个孩子回来都静悄悄的。身份证和驾驶证都上交了，没法出门跑车，每个月还有2000元房贷，家里的日子一下子紧张起来。儿子甚至提出不想继续上学，要出门打工给妹妹挣学费，被韩东给劝了回去。妻子过去偶尔在县城做家政，给装修完的房子打扫卫生，现在成了全职工作。两口子当着对方的面，谁也不提“那件事”，韩东几次见她偷偷抹泪，也没出声。
贺宏国的情况更糟糕。车跑不了了，但车贷还没还完，摆在那儿每天折损近1000元。儿子在邻县读大学，县城里的房子要交房租，实在负担不了开支，他们一家人搬回了加碑岩乡的老房子，女儿的学籍也转回了村里。2022年年中，合伙人提出把车卖掉。贺宏国没再去城里看那辆曾经承载自己生活希望的车，他说自己拿回车钱一算，前两年约等于白跑，最后还是亏了。
2023年3月一个有风的下午，贺宏国的妻子韩迎春坐在炕头向我讲起这所房子的历史。两人结婚时住的瓦房十多年前就塌了，他们和另外一家人盘下村口这间供销社的空房，改成民居。房前就是村口的小河，屋后是一块地，养了狗和鸡。如今，除了出门上学的儿子，全家三口挤在左边一间厢房里，走廊那边的一间则住着贺宏国的父母。2022年那次疫情导致的全乡隔离，他的母亲住在隔离点单间里没人照顾，不慎摔伤了股骨，做手术又花了三四万块。
这个动作麻利、声音洪亮的女人自嫁进门来就是家里的主心骨。丈夫离家打工的二十多年，一直是她在料理着家里的一切，照顾他们的孩子、父母、玉米地，出事后，那些贺宏国不敢接的电话，都要由她来回。村里乡里上门训诫，也是她出面应对。在她眼里，丈夫老实勤恳，沉默寡言，一门心思只知道开车，每年在家的日子不超过20天，两人平时只能通过微信发定位报平安，有时候路过绥中，来不及说两句话，拿上换洗衣服就得走。她想不通，为什么折腾了几年，家里的日子反而越过越倒退了呢？
她的丈夫贺宏国知道，滑落并不是从2022年才开始的。他还记得自己第一次开车上路的情形，那是2014年，他40岁，拉一车砂糖橘从绥中去哈尔滨，一路上看什么都新鲜，在高速上开到100公里/小时，觉得整个人都“打开了”。偶尔和韩东聊到车，两人都挺兴奋，比起他们之前做过的活计，开车干净、赚钱不少，还能到处走走，“就当旅游了”。那时，他们能整整开24小时，从不觉得累。
但疲惫感很快找上来，最先出问题的是胃，因为饮食不规律，他们都患上了胃病，出车得随身带药；接下来是腰，贺宏国到第二年就不能继续“长”在车上了，他得了腰椎病。
狭窄的车头是司机在旅程中唯一的活动空间（蔡小川 摄）
疲劳驾驶是潜伏在旅程中的野兽，最累的时候“用冷水拍、毛衣针扎都不管用”。刘波所在的大车队里，流传着司机开着车把脏衣服臭袜子放在驾驶台前醒神的笑话，他还记得自己有一次困极了，滑进服务区就睡，车没停好，保安伸手到车里打耳光都没把他叫醒。他说，在这样疲惫的状态下行车，“每年绥中司机都要在外面‘送掉’两三百人”。
比起开车犯困，更让车队里这群十年以上驾龄的司机们困扰的反倒是那个实时监控疲劳驾驶的机器。上车后，司机要把实名制的行车卡插进“北斗”，驾驶4小时，车卡会提示司机应立即休息，否则就要扣分，经常疲劳驾驶，车辆保费也会随之上涨。“谁不想休息，可是你到服务区看看，不用说大车，就是小轿车，我问你，你能进得去吗？”刘波说。无法进入服务区，就意味着必须下高速停车休息，可这样一来，运输时效就无法保证，像韩东曾经开过的那种专门运输快递的货车，每迟到1分钟，就要扣掉运费5元。
货车司机在高速路口疲惫等待（视觉中国供图）
就算没日没夜赶着把货运到，在站点也要有些技巧才能顺利过关。有时候对方要求司机帮忙装卸，不及时就要扣运费。还得打点好进场保安和卸货工，买瓶饮料、塞包烟，否则对方找点借口使绊子都是常有的事。有一次韩东开着货车往武汉拉冻肉，因为没给装卸工买早餐，对方故意卸货延迟，天气炎热，货化得快，他急得跳脚。到了库房，对方非说他们的货缺数，一箱三百五百，整车算下来一趟活儿等于白干。他那天气急了，还报了警。
对于货车司机们来说，忍受疲惫、风险、管制的动力只有一样：超出一般打工的高回报。以前，在“没什么产业”的绥中县，很少有工作能像货车司机一样，每月固定有至少七八千元的收入。但现在天平倾斜了，那些靠超出旁人的勤勉挣一口饭的司机们发现，自己的努力再也得不到原先的报偿。
在韩东的记忆里，在他买下二手车的2016年，大部分货车车主都雇得起两个司机，很少有“夫妻车”，更没有人人随车带锅碗瓢盆，但近几年，司机们慢慢舍不得吃服务区的快餐，改在车上自带电饭锅和小冰箱。一人开车一人做饭，全程不用下高速。“拴车”的车主们也越来越倾向于自己开车上路，亲自支付车贷、油费、保险费。
如今，“下车吃饭”已经成为司机货运旅程中的奢侈
运费一直在降——多的时候每年能降10%——对此，每个司机都有自己的归因方式。刘波的一位同事认为问题出在近年来涌现出的互联网货运平台，他怀念过去各地仍有信息站的年代，“那时顶多单给一笔信息费，可现在这个手机软件一出来，它把你算计到骨头里了，比如你去的路上感觉能赚个5000块钱，再回来拉货的运费就只让你保个本”。旁边一直在抽烟的司机还提到政府建设的物流园，认为这是规划问题，市里的周边行业过于零散，很少有真正符合标准的配套和维修公司进驻其中，整个行业都是各赚各的钱，“谁也不关心拴车人的死活”。
“有本事的人”都早早脱身。2010年，绥中县还有3万余人从事汽车运输业，到2022年只剩下1.5万人。“现在在绥中，干什么都比‘拴车’强，干维修的、卖二手车的、弄贷款的、做保险的，连挂苫布的都发了财，都围着车转，可就是车不赚钱。你说奇不奇怪？当然，有了疫情，大家都拉倒。”刘波总结。2022年，他工作的店面关了半年多，车队里的司机都被封在高速上，没有货可拉，还得给司机开工资，每辆车每天损失近1000元。车队的一位司机掏出手机展示了那年6月流传在绥中“司机圈”里的一条短视频。画面里，一位司机把车停在锦州的高速路口，跪在地上哭诉：“我爸的病危通知书下来了，我核酸做了，我伤到谁了，我回不去啊……”
我问，那他最后及时回家了吗？在场的司机谁都不知道。
等待
到3月28日，韩东和贺宏国的第二份“监视居住”通知单就该到期了。去年10月收到判决书后，“因为疫情原因”，他俩并未被立刻收监。对韩东来说，这既是幸运，也是一种不幸。幸运的是他们还能在家里和一家老小过个春节，甚至可以出门背几趟沙补贴家用。不幸的是，他依然无法确定四年刑期究竟什么时候开始，是否还会开始。
为什么当时不上诉？我问。贺宏国说听别人讲上诉会判得更重，他并不知道上诉不会加刑。韩东的理由更多是一种被生活反复锤击后的无奈。他告诉我，2015年他曾因为“过失损坏军事通信罪”被判刑8个月。这个拗口罪名的来由却很简单：他开着一辆老板的车去哈尔滨拉货，不知道车上装了专为逃避公路管制的信号屏蔽仪，同时也屏蔽了当地部队的军事信号。“你说上诉有用吗？”他觉得自己已经习惯了，也知道该如何应对这一切。他拒绝接受律师的帮助，只反复固执地说一句：“相信国家，相信法律。”
不过，2022年12月7日，优化落实疫情防控“新十条”发布后，绥中县的解封还是给了他们希望。贺宏国的家里终于恢复了以往的喧闹，女儿在老房子的玻璃上贴了张“年年有余”的剪纸，韩东正在读高三的儿子也终于恢复了学习状态。在整整一年的等待和不甘后，他们终于决定递交再审申请，尽管依然没有请律师。
2020年2月，“两高两部”印发《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后，北京市大兴区检察院副检察长张海军和检察官高爽在《检察日报》上撰文，认为涉疫情犯罪的因果关系比一般刑事案件的因果关系更难认定。因为“一般刑事案件中，行为和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是显而易见的，而病毒传播过程无法感知”，疫学因果关系理论仅根据流行病学原理作出高度盖然性的推定，尚不足以排除合理怀疑，与疑罪从无原则不符，可能导致扩大处罚范围。
2023年1月8日，中国政法大学刑法学教授罗翔在自己的公众号“罗翔说刑法”上提到该案时评论，鉴于一审判决已经生效，《关于适应新阶段疫情防控政策调整依法妥善办理相关刑事案件的通知》的出罪规定（把有罪判为无罪或重罪判为轻罪）就和他们没有关系了，但司法机关可以为他们积极寻找减刑和假释的机会，因为“有温度的司法应该在法律变更之后，积极地进行补救，而不是无动于衷”。
距离递交再审申请已经过去两个月，本刊在绥中县人民法院得到的回应是“正在走程序”。截至发稿前，韩东和贺宏国还没有等到法院的回应。3月7日深夜，韩东去帮朋友的货车卸货，躺在车头铺位上，他和我在电话里谈起再审后的计划，儿子马上就要考大学了，他想继续跑车供他到毕业，之后他就去工地打工，再也不瞎折腾了。贺宏国却再也不想碰车了，那天送我离开前，他轻声嘀咕了一句：“开车伤心了。”
